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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丽:那些来来去去的年轻人[转]  

2011-07-07 23:44:12|  分类: 漏网之语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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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平按] 本文摘自“贵州乡土文化社”的博客 http://www.chiyou.name/blog/xt/ ,作者是李丽。

        不过半年,文化社最早一起创业的两位年轻人相继辞职,心里颇不平静。

         海雄离开文化社,主要是经济原因。每月1000多元的工资,实在没有办法在6块钱一碗早餐的贵阳养活即将出生的孩子。本来想请湖南老家的父母来帮忙带小孩以节省保姆钱,像如今城市里绝大部分家庭一样。可是海雄的父母说,如果你考公务员,我们就帮你,你要做NGO,就自己看着办。于是海雄只好不做NGO,回湖南老家考公务员。

       最近一次QQ聊天,得知海雄考试成绩不错,应该能够顺利成为当地乡政府的干部,女儿萱萱亦已呱呱坠地,在父母和祖辈的呵护下茁壮成长。家人团聚、体面工作,对于海雄而言,挣扎在NGO与主流社会之间的种种纠结焦虑都已过去,人生从此平坦踏实,正如分别时我们祝福他的那样。

      上月,文化社最资深的成员小彩也提出辞职。某天看到有人在微博里写:在困难时不离不弃和你在一起的,才是真正靠谱的。小彩就是这个意义上非常靠谱的人,2008年文化社创办之初,没有办公室没有项目都不知道明天做啥时,她就那样倔倔地静静地和我在一起,每次想来都觉得是极深的幸运与幸福。

        不止一次想象过,小彩总有一天会离开文化社,因为成长了,需要更高广的平台。遗憾的是,当这一天真的来时,她不是飞翔,而是逃离,带着很多失望和困惑。她在博客里留下一连串的问题: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受伤、不满、愤怒的感觉?我争取的东西本身是否真的就是不适合的,还是争取的方式有问题?比如在这个阶段强调个人权益、强调清晰合理的制度、强调内部管理------

        对于草根NGO,公平与效率、规范性与创造性,是需要小心平衡的东西,建设与改变都得一步步来。所谓爱之越深,责之越切。小彩是真的关心文化社的前途命运,才会像勤恳的小羊一样,盯着目标一次次地撞。曾经她坚定地投入,如今离开亦决然。小彩说,快刀斩了乱麻,希望新的工作跟NGO无关。

        想起更早从NGO出走的前同事们:项林、任飞,阿坤、小赵------他们和海雄、小彩一样,都是怀抱理的年轻人,又因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压力纷纷离去。任飞、小赵遂父母的心愿,一个考了公务员,一个考了研究生;阿坤跟海雄一样,因为NGO的工资不足以养育即将出生的孩子而选择辞职,她现在湖南农村种果树,正在准备生第二个孩子。

        项林的故事则让我既欣慰又伤感:在供职的机构解散后,他选择以个人的方式坚持服务农民工子女教育——每月500元的工资,在贵阳城郊结合部的民办学校教书。后来好不容易找到资助,没想到项目才刚刚开始,项目学校就因为城市改造被拆迁。再后来,为了和相恋多年的女友一起在这个城市安个家,他终于决定离开NGO,离开他念念不忘的民工孩子们,在书店谋了一份职,做计算机工程师。有意思的是,到书店上班不到一个月,做NGOER几年间一直困扰项林的口腔溃疡竟然不治而愈。

          在西部,贵阳算是一个公益组织比较活跃的城市。贵州人公益网、绿色未来、乡村善治中心、开心公益网、贵州民间助学促进会、大山助学社、贵州乡土文化社等民间机构,涉及环保、文化多样性、助学、农民工、农村发展等多个领域。大部分是对贫困弱势群体的自发服务,或者志在解决存在的社会问题。而这些来来去去的年轻人和他们的酸甜苦辣,正是近10年来贵阳草根NGO艰难萌芽、跌跌撞撞成长的一个侧影。

         贵州民间公益的成长,有两个背景:一是社会需求的多样和迫切。贵州一直是全国最贫困的区域,人均GDP全国倒数第一,贫困人口占全国的比例最高。同时,作为生物和文化多样性富集地,长江珠江生态屏障,严重的喀斯特石漠化地区,贵州在减贫、生态、文化,以及儿童、妇女、残障、疾病等社会需求都很突出。二是国际发展机构的影响。正是由于显著的贫困,从80年代起,世界银行、乐施会、香港社区伙伴、滋根等国际基金会或国际发展机构陆续在贵州开展多领域的项目和活动,带动了本地人才的培养和视野的扩展。

       2003年、2004年,香港乐施会在贵阳举办了连续两期“灾害管理和PRA培训”。培训对象由过去的政府部门、高校或科研单位的合作伙伴,转向一些有兴趣从事社会服务或乡村发展工作的普通市民。我参加的2003年那一期,就有公司职员、小老板、电台记者、教师和自由职业者,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贵州草根NGO的资深职业人和领导者。

       随着贵阳草根NGO的陆续成立,及其职业化、专业化的努力,为很多有志于社会公益的年轻人提供了职位或实践机会,他们大部分是省内外高校的毕业生。大约在同一时期,NPO信息中心推动的青年实习生项目,为这些年轻人能够到贵阳草根NGO工作提供了生活补贴和能力建设等支持。比如阿坤、小赵、小彩,都是在青年实习生项目支持下,分别从辽宁、山东和广西来到贵州。

        作为NPO三届青年实习生的督导,2008年文化社成立后,又与社区伙伴合作实施了两期青年实习生的培养,我有幸与这些年轻人交朋友,看到他们的成长与挣扎,也目睹和亲历了他们与贵阳本土NGO之间一幕幕的悲欢离合。可以说,贵州民间公益在几年间有堪称蓬勃的发展,离不开这些年轻人的理想与热忱,不计得失的付出;然而草根NGO的低薪、低社会认同、低专业水平,亦使得很多年轻人消磨了梦想,或者心有不甘地退出。

          文化社创办之初,曾经许下宏愿,希望能够打破草根NGO普遍面临的瓶颈:无钱养人,无人做事,无事筹钱。也希望能够给这些年轻人们提供成长的空间,以及体面有尊严的生活条件。成长的空间倒是挺大,生活条件却总是差强人意。尽管我们所谓的“体面有尊严”,仅仅是能够向亲朋好友介绍自己工作时不用费尽唇舌解释,收入亦能够在养活自己的同时,承担起赡养父母以及成家生子的人伦责任。

         三年过去,曾经的大学毕业生们纷纷面临结婚生子、迎来而立之年。而文化社能做到的,无非是在低工资水平的基础上,从未发生过拖欠事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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