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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信任的失去与重建 [顾远]  

2014-01-24 00:20:38|  分类: 他山之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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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平按] 本文转帖自AHA社会创新学院的博客,作者顾远,原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a682eef60101csws.html

社会信任的失去与重建

 

 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一样,它可以在反复使用中不断“增值”。信任的前提是人之间有密切的联系,而更多的信任关系则可以在人们不断地互动交往中培养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以非营利组织为主体的公民社会对重建社会信任有着重要意义


 最近几年,两类有举国影响力的事件一直交相辉映。前者以奥运、国庆、世博、神X为代表,举国振奋;后者以三鹿奶粉、地沟油、挟尸要价和南京老太为关键词,人神共愤。本月,十八个路人的冷漠与一个两岁女童的死亡令这个社会的道德底线再创新低。香港东方日报干脆以《中华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为题对这个道德失范的时代做了精准的素描。

 

 在强烈谴责“缺德”的同时,更值得反省的是我们这个社会里“信任”的普遍缺失。如果一家企业可以在产品中对“祖国的花朵”下毒,如果一个人去帮助另一个人却会遭遇“以怨报德”, 对他人的信任无疑是一件有着高度风险的奢侈品。针对小悦悦事件里路人的冷漠,很多人提出政府应该设置一项“见死不救罪”,那么基于同样的逻辑,我们还需要针对被救的人制定一部“不许诬陷法”。而当社会普遍失信,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信任这些法呢,难道我们不是早在1995年就已经有了一部食品卫生法吗?

 

  中国的传统社会中,人们主要生活在以地缘和血缘为纽带的熟人圈里,相互信任的风险要小得多,而失信的成本则要大得多,一旦失信,很可能会落入无立锥之地的处境。然而在与陌生人打交道时,信任就让位给了“知人知面不知心”、“防人之心不可无”之类的生存智慧。随着社会的变迁,中国正步入一个更加开放和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每一个人都势必会越来越多地与陌生人交往,然而陌生人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却并未能与时俱进。

 

 城市社区生活为例。在西方语境里的“社区”更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是“邻里守望”的互帮互助。而在中国,社区往往只是“居民小区”的另一种叫法,邻里之间的交往很少,情感联系也很淡漠,遇到困难,人们更多的还是通过熟人网络或单位、政府部门等正式组织来解决。另一方面,曾经维系着中国熟人社会信任关系的诸多要素,如人伦、宗族、宗教等,也在49年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和社会文化革命中遭到严重破坏。“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让位于“对待阶级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般残酷”,“仁义礼智信”的做人准则被“甘做革命螺丝钉”的政治觉悟取代,对个体生命尊严的漠视和对国家宏大叙事的热衷,此消彼长

 

 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强政府,弱社会”的国家,而在49年之后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一度只有政府,而社会全无。每个个体都只是一架精密的国家机器上的零件,人与人之间只存在制度化的交往,社会中不存在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人的生存条件以及人的自由得以存在的条件丧失,个体于是只能依附于国家而生存。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汉娜阿伦特将这种社会称作“原子化的社会”,而极权主义正是在这样的社会中孕育

 

 社会信任的缺失不仅体现在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互不信任上,也包括公众对政府和社会精英的不信任,而这些不信任会更加严重地恶化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既然三鹿奶粉能够通过各种官方检测最终流入市场,法官可以用“不是你撞的你干嘛扶她”为由判一个助人者赔偿,中消协可以将学生喝牛奶集体中毒解释为“乳糖不耐症”,那么对于制度、法律、“有关部门”和所谓“专家”——这些原本在一个健全的社会中维护公民权益和社会秩序的因素,不管你信不信,反正公众是不信的

 

 除了那些引起广泛关注的公共事件,社会信任的严重缺失所造成的危害其实广泛存在,大大加剧了中国在转型时期的社会风险。在经济领域,信任缺失导致交易成本大幅上升;在政治领域,民众普遍缺少安全感,对未来感到不确定;而在公共生活领域,一些具有公共意识、主动承担公共责任的人,却经常遭遇不公正的待遇,落得一个好心没好报的下场。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中国出现重大的变故或灾难,由一盘散沙互不信任的“原子化”个体组成的社会将无法通过自发的协同合作做出有效应对。   


  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一样,它可以在反复使用中不断“增值”。信任的前提是人与人之间有密切的联系,而更多的信任关系则可以在人们不断地互动交往中培养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非营利组织为主体的公民社会对重建社会信任有着重要意义。通常,人们注意到的更多是非营利组织通过自身的服务为社会带来的直接收益,却往往忽略了它们在服务中会创造出更多的人际互动和公民参与行为,对增进社会信任和社会融合具有显著的意义

 

  最早将非营利组织与社会信任联系起来的是美国学者帕特南。在1993年出版的《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帕塔南使用“社会资本”的概念分析了意大利南北部地区政府治理绩效的差异问题。他所定义的社会资本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关系网络、规范和信任。在这三方面中,关系网络是最基础的,只有有了广泛的网络才可能形成普遍的互惠规范和广泛的社会信任。帕特南通过十几年的研究发现,正是意大利北部地区发达的非营利组织网络使得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好于意大利的南部地区。同时,由于公众热衷加入社团参与公共事务,社会资本建构得更好,整个社会充满了互信合作的风气,地方政府在政府的稳定性、财政预算的制定和执行、社会服务的推行以及工农业改革等方面的绩效也都比南部地区更好

 

  2000年出版的《独自打保龄》一书中,帕特南又将研究对象转向美国社会,指出由于美国公众在志愿活动和其他公民事务中参与度大幅下降,直接导致了社会信任的明显下降,相应的,也使得一些诸如犯罪之类的“社会疾病”增加

 

    一年所进行的“欧洲价值观调查”显示:在32个被调查国家中,有28个国家的数据表明参加民间组织的国民数量与国民间相互信任的程度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换句话说,一个人参与的民间组织越多,他/她就越容易信任别人

 

   传统的家庭结构相比,民间组织所产生的信任半径要大得多。美国学者福山曾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对中国、意大利、法国、韩国、日本和德国的不同社会结构做了比较研究。他的结论是:那些以自发性的民间组织为核心的社会,其凝聚力要远大于那些家庭起着核心作用的社会。家庭内部的信任关系可以牢不可破,然而信任半径过小,无法产生足够的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也难以有效地化解社会风险

 

  加深社会信任对任何现代社会来说都是一项严峻的挑战。然而在方式上,我们必须意识到社会信任并非是一种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而是在开放多元的社会中自发形成的一种秩序,国家只是一个次要的参与者,真正的主体是公民和民间组织。面对日益频发的由社会信任缺失所导致的恶性事件,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诉诸政府的强制力来解决,其结果只会给政府进一步扩大职能提供口实,反而压缩了公民社会的空间和民间组织的发展,为社会信任危机的加剧埋下危险的伏笔。       


作者:AHA社会创新学院 创始人/教学总监 顾远

(本文著作权归属AHA社会创新学院及作者本人所有,转载请注明原作者。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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