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亚的琐碎观察
---银杏海外考察报告
宋波 2016.7.28
第一印象
第一次到肯尼亚,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我的第一印象,那就是“混乱而生机勃勃”。首先是混乱,看看上边的图片可能有些直观感受,以下也摘录了一些我觉得最震撼的画面:
肯尼亚全国的艾滋病感染率是9%,在非洲排名靠后,但是在贫民窟,艾滋病感染率是超过60%(数字来自贫民窟社区领袖的估算),也就是说,贫民窟里碰到的每三个人里有两个是感染者。马萨雷贫民窟有一家德国人开办的医院,为儿童发放免费HIV药物,这个医院的管理者成为了当地最有影响力的领袖。
肯尼亚全国年轻人失业率是17%,所以我们在内罗毕街头能看到大批的人员无所事事,或者做些小买卖。堵车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围上来推销手中的物件,有橘子、香蕉、各种小工具,甚至还看到过一位妇女卖衣服,后边跟着一位男士捧着个大镜子,如果你买了衣服,就可以照照镜子。
在肯尼亚十天,团队集体活动中至少遇到3次警察公开索贿,还有几位单独被海关人员索贿,腐败确实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可见民主制度也不能跟清廉划等号。
肯尼亚内罗毕的安全问题非常严重,有当地朋友告诫我,如果天黑之后独自出门在街上步行,“五十米之内被抢的概率是50%”。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建筑,包括餐厅、宾馆、超市、办公楼、住宅小区、、、,都有一圈两米高的围墙,围墙上还有一米多高的电网,有一个大铁门,只在人员车辆进出的时候才由保安打开,门外墙上有一个显眼的标示,显示这栋建筑由哪家保安公司管理。
肯尼亚实行受法律保护的一夫多妻制,而且法律中”允许男方不需经过现有配偶的同意就能迎娶更多的妻子”。这直接导致本国妇女地位底下,在我们访问的马赛族村子里,平均7头牛即可迎娶一位新娘,一个家庭有十来个小孩是司空见惯的。
当然,从这一片混乱里边,我也发现了一些正面的力量,所以第二个关键词是“生机勃勃”。
中国人去欧美国家一定有个感受,我们的网上支付系统比西方更方便和应用广泛,到了肯尼亚,我们很快就发现肯尼亚人离不开一个叫M-PESA的手机支付系统,加油、购物、还贷款、交学费、、、,所有支付都可以通过手机上的这个系统实现,更神奇的是并不需要智能手机,普通诺基亚完全够用了。这个系统具备极高的社会价值,任何一个穷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手机账户,开始积累信用,排除了现金交易的风险(尤其是在内罗毕这样的地方),极大的降低交易成本。知名的桥梁国际学校(Bridge international academy)就是通过这个系统,才能够实时掌控数万学生每月六美元的学费是否按时交了,而很多的分期付款是按天还钱的,(不能全怪非洲兄弟的储蓄习惯不太好,而是许多人的收入都是以天计算的),例如下边介绍的太阳能公司就允许它的33万客户每天还50先令(人民币3.3元)。M-PESA降低交易成本使得大规模的小额收费得以实现,就像一个高速路一样,加快了肯尼亚社会创新的步伐。
去中国的小城市,相信不少人早上都是被汽车喇叭叫醒的,尤其是当你不幸的住在一个临街的旅馆,刺耳的鸣笛会让你一整天烦躁不堪。在肯尼亚,交通状况也是非常糟糕的,堵车比北京有过之无不及,但是令人吃惊的是,十天里基本没有听到汽车鸣笛,哪怕是在最拥堵的路口(内罗毕的红绿灯屈指可数)!我不太相信这是法规严格或者生性悠闲的结果,路怒症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且由于缺乏证据,鸣笛也很难靠法规监管。我宁愿相信这是人的基本素养,是肯尼亚人的某种教育形成了现在的结果,进而让人对他们的未来充满期待。
有趣的社会企业
出发之前,在肯尼亚的一位朋友发来了一份GIIN(Global Impact Investing Network)最新的东非影响力投资概况,先摘录如下,供大家对肯尼亚的影响力投资和社会企业有个总体了解。在2015年过去的五年里,随着投资额的大幅增长,东部非洲成为全球影响力投资的核心区域之一。迄今为止,包括发展金融机构(DFIs)和其他影响力基金在内的投资者,已经在东非完成了超过1000个直接投资,投资总额超过93亿美金,其中DFIs是最主要的投资者,占投资总额的85%。目前在东非活跃着155个投资者,运营了203支基金,更多投资者则在准备进入这个地区。
肯尼亚及其首都内罗毕是东非地区影响力投资的大本营,活跃着95个影响力投资者掌控的136支基金(其中至少2.4亿美金是专门在肯尼亚寻找投资机会),至少有48个影响力投资者在内罗毕设有办公室,这一数字是本地区其他国家平均值的三倍。而东非93亿美金投资总额中的接近一半投资在了肯尼亚(DFIs30亿,其他投资者6.5亿),是排名第二的乌干达(13%)和第三的坦桑尼亚(12%)的三倍多。
如此规模的影响力投资,加上近年西方国家对于援助的反思,在肯尼亚催生了不少社会企业,试图以市场的方式解决那里的社会问题,以下是参访中我认为比较有趣的几个案例(文字来源于组员们的考察笔记):
Kazuri Bead Factory(斯瓦斯里语中“小而美”的意思)
1975年,英国人Susan在肯尼亚的贫民窟,看到很多妇女生活很困难,尤其是一些单亲妈妈,就想做些事情帮助她们,从那时的两个有肯尼亚妇女参加的手工作坊,变成了现在340人的Kazuri。
来自肯尼亚山的粘土,经过高温液化、人工造型、上色、烧制等环节,就变成了Kazuri生产的首饰与工艺品。全过程的手工操作,是Kazuri产品的特色,同时也帮助很多肯尼亚妇女,创造了难得的工作机会。
这些在Kazuri工作的妇女,多数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单亲妈妈,每周在这里工作6天,每天工作8小时,她们的工资会比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高出30%,此外,还享受公司提供的社会保险、住房及公司内部储存及借款的金融支持。
Kazuri产品的设计以年为单位,确定春季款和冬季款,进行产品设计方面的改进。除设计人员以外,有时也会邀请顾客和员工参与到设计中。
其目标客户是面向相对的高端市场,肯尼亚本地还没有出现同类的竞争者,Kazuri的优势在于:粘土的原材料材质、手工制作、以及产品的设计。以欧美国家的订单为主,通过这些国家的代理商和分销商进行销售,在肯尼亚一些商场中也有销售的柜台。在工厂对外销售的展厅中,我们看到耳坠和项链的价格在20-100元人民币之间。
国内有些公益机构会组织妇女做些手工,然后再帮助其设计和销售,应该与Kazuri非常类似,比较成功的例子可能是羌绣,但是要达到Kazuri的规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M-KOPA Solar(摘自詹敏)
M-KOPA太阳能公司是一个关注贫困地区能源问题的社会企业,以“制造出每个人都能负担得起的低价高质能源”为使命,目前已经得到了 5200 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它的业务是面向尚未通电的 低收入和农村地区的住户提供家庭太阳能发电系统。M-KOPA 的发电套装包含一个太阳能发电板、多设备充电器、电灯、收音机和一张储值 SIM 卡。用户可以通过移动小额支付平台(比如 Safaricom 的 M-PESA)进行支付。M-KOPA 现在已经进入了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的 33 万个家庭,而且它最近还开始在加纳推广,并准备在不久的未来进入更多非洲国家,实现 100 万的用户数量。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杰西·摩尔(Jesse Moore)与另外两位联合创始人尼克·休斯(Nick Hughes)和查德·拉森(Chad Larson)都相信 M-KOPA 可以实现超过 10 亿美元的营收,并以最终上市为目标。
伙伴詹敏的评价:可以说,M-KOPA Solar通过分期付款这个方式,从各个方面改善了肯尼亚贫民的生活。并且,作为一个社会企业,M-KOPA Solar也能够自负盈亏,它的商业模式非常的简单有效,因此,可以说它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社会企业。
中国年轻人的身影
与不少国际媒体惊呼“中国突然涌入非洲”不符的是,中国在非洲的存在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不同的阶段: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向非洲提供大量金钱和实物援助;到了80年代以基础设施建设承包为主;21世纪开端后大量中国商品进入非洲,双边贸易额陡然上升;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进入非洲,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李安山说:“从前是周恩来总理代表的中国,而今天非洲街头上一位修路的工人也代表着中国”。
贫民窟造梦计划 – 阴斌斌
马赛雷贫民窟是内罗毕第二大贫民窟,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60万人。大量的孩子没有学可上,他们每天只能在贫民窟里游荡,或者在垃圾堆里找吃的,或者三五成群嬉戏打闹。
2014年1月,来自山东大学的羊虹宇与来自台湾辅仁大学的李景雪来到肯尼亚Mathare贫民窟支教,并于期间提出 “贫民窟造梦计划”,为当地一所小学的孩子们支付了部分学费、升学考试费,同时为部分家庭购置了生活用品。同年7月,以阴斌斌为代表的来自中国大陆的四位志愿者为造梦计划发动募捐。随后,阴斌斌来到肯尼亚,他看到贫民窟的情况,非常震撼,于是他放弃了加拿大的工作机会,开始在马赛雷开展他的“贫民窟造梦计划”。
造梦计划在马赛雷的第一个项目是翻建Mathare Light Center,翻建后改名为长荣希望小学(ChangRong Light Center)。Mathare Light Center意为贫民窟之光,期许为贫民窟的孩子们带来光明。 翻修之后,学校有了永久性的校舍(8间小教室、1间图书馆和一个厨房),教学环境大大改善,孩子们也得以在明亮宽敞的教室内学习,拥有更多梦想的权利。
学校建好以后,造梦计划的团队意识到,仅仅援建学校是不够的,要真正改变马赛雷的教育状况,还需要做得更多。他们开始做一些教育项目。去年,造梦计划开展了三个项目,分别是达人秀、画展和足球赛。
2015年,造梦计划举办了首届“贫民窟达人秀”,表演嘉宾近200多人,观众人数达2300人,从上午10点到晚上7点都不曾散场。今年,造梦计划还希望通过达人秀选拔有才能的青少年,加入DBSA贫民窟造梦计划的职业培训中心,进行资助以及帮扶,解决未来就业,改善贫困问题。
狮子王-星巴 一个中国人在肯尼亚的野生动物保护事业
“星巴是第一个不因经商或修路而来肯尼亚工作的中国人。” 在2010年非洲食肉动物保护大会上,大会主席奥蒙迪在发言时提到。星巴则称:“公益无国界,如果狮子数量减少, 整个生态平衡都会失调,全球都会受到影响。
星巴,原名卓强,与电影《狮子王》中“辛巴”,都是非洲斯瓦希里语中“狮子”的音译。他是第一个深入非洲全职做野保的中国人,第一个在非洲注册NGO(非政府组织)的中国 人,现为马拉野生动物保护公益基金会主席。
这个今年41岁的四川汉子,曾供职于重庆市政府。后来却抛家舍业,只身来到非洲草原,与狮子等猛兽为伍,与盗猎者抗争,并奔波在全球多地,宣讲野保理念。如今,他最大的 梦想是有一天,把非洲的成功野保理念移植到中国。
“中国人之所以在国际上得不到认同,除了西方有些偏见之外,我们自己确实需要检讨,有多少中国人在全球做公益事业?又有多少中国人在全球大肆砍伐热带雨林,吃野味、买 象牙、犀牛角和皮草?全球有多少海滩留下了中国游客随意丢弃的垃圾? 我们要得到全世界的尊敬,不在于多有钱,有多少奥运金牌,购买了多少奢侈品,而在于为地球、为人类 的福祉做了什么。”-星巴
思考和讨论
1、 什么样的社会企业是激动我心的?
上文介绍的两个社会企业,实际上属于两类社会企业的典型。Kazuri是试图提升弱势群体的劳动价值,将其劳动成果销售给高端人群以增加弱势群体的收入,我把这类企业简称为“输出型社会企业”。另一个M-Kopa则属于将现有产品普及到弱势群体,通过降低成本、按需设计以及创新支付方式,让弱势群体的生活得到改善,我把这类企业简称为“输入型社会企业”。尽管都是成功的案例,但是如果对比其受益人群,一个是380多户家庭,另一个是33万,哪一个更激动你的心?
在中国,输出型的社会企业可以举出很多例子,也不乏做的不错的,但是输入型的却几乎没有。我想主要的原因是肯尼亚政府在提供社会服务时的缺位,反而为一些社会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天地,而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确实做的不错,基本的公共服务已经由政府提供了。这就促使我们重新考虑“弱势群体”的定义,把握真正的社会痛点,才可能创造出真正激动人心的社会企业。
2、 创造就业是否可以作为社会企业的判断标准?
我们经常看到关于社企判断标准的争论,其中有一条就是“创造就业是不是社企标准”,如果从创造就业这点看,每个成功企业都是社会企业。我的想法是,社会企业是以解决某个社会问题为使命的企业,那么中国和肯尼亚的社会问题显然是不同的,所以不能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从就业来说,由于肯尼亚的失业率很高,也是造成其他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因此,在肯尼亚乃至非洲,创造就业都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这也就是一些很贵的电脑培训学校也被称为社会企业的原因。
3、 中国人在外国做的算不算公益?
对于这个问题其实也有很多争论,不过我想说的是,作为中国的年轻人,星巴,让中国人不再是消费象牙和犀牛角的代名词,阴斌斌,让马萨雷贫民窟对中国人来说变得相对安全,因为那里的人知道中国人是来帮他们做教育的!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这些年轻人做的是公益,而且应该受到我们尊重和鼓励!中国的NGO在社区参与、扶贫和环境领域都已经有了不短的历史,如果国内的NGO可以在相关领域向这些年轻人传授一些经验,他们应该会获益匪浅。也就是说,我们的NGO其实可以尝试首先用经验输出的途径走出国门,没准会发现一片广阔天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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